《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書鈔

十週年版導

羅賓森在獲獎後接受專訪時，提到了當年三人撰寫這篇文章的一則小插曲：「有一天，我們三個在麻省理工學院的艾塞默魯辦公室討論這篇文章。隔壁辦公室的諾貝爾獎得主教授見門開著，便走了進來。我們興高采烈地向他解釋這個研究主題，沒想到他臉一沉說：「這是我聽過最愚蠢的研究了！」等他走出辦公室後，我們三人面面相覷，艾塞默魯突然說了聲去他的，於是我們又繼續討論了。」可見，要得諾貝爾獎，要先能頂得住諾貝爾獎得主的批評！
若能在經濟上致力於保護財產權、制訂不因人而異的遊戲規則、鼓勵資源往新科技方向投資；並且在政治上廣泛分配權力、建立制衡並鼓勵多元思想，國家就能持續發展。反之，國家若被只想攫取資源的少數政治菁英把持，即使短期之內出現經濟成長，也必定無法持續。
在本書之後，三位諾貝爾獎得主仍然持續探討制度的成因與後果，以及將其他因素加入分析後可能產生的影響
雖然權力制衡很重要，但只有制衡還是遠遠不夠。因此，兩人在模型中加入了另一個行動者：社會。兩人認為，國家機器這個巨靈想要壓制社會，社會也會反過來想辦法約束巨靈。理想情況是，在彼此勢均力敵的情況下，雙方都變得更強大
討論新技術（特別是AI）發生的政治經濟條件與其後果。雖說每一次的科技進步總是會導致一部分人力被取代，只要比例不高，再加上新科技對所有人造成的好處夠大，歷史的巨輪總是會向前轉動，但當技術變革來得又急又快，影響的面向亦既廣且深的話，就可能對權力與資源分配造成巨大改變。兩位作者認為，今日AI的發展路徑，不但加速了所得不均，也增強了獨裁者社會控制的能力。他們因此強調，AI不能只用來替代人類，而是要能夠增強人們的工作能力；另外，AI的發展也必須協助公民「抵銷社會上的既有權力結構」，協助鞏固而非削弱民主。換句話說，面對AI，我們要能做出選擇
傳統上，政治學者認為文化就跟地理環境一樣，根深柢固，很難改變。而某些文化，相較於其他文化，則就會對經濟發展更為有益。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韋伯（Max Weber）所說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理論，強調新教「工作榮耀上帝的文化」的教義，有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
他們將文化看成一個包含著各種文化屬性或價值選擇的曲目或目錄（repertoire），而在面對政治變動時，人們要選擇那些屬性，也會有很多元的反應。不同文化屬性的結合一樣，則會產生出不同的文化構造，就好像不同食材的結合，會產生出不同的菜色一樣
這種分析方法，除了更具系統性將文化屬性變成模型的內生變數外，也更能解釋跳躍或不連續的文化改變
但两位作者话锋一转，反而指出孔子思想也能是非常流动的。他们以台湾为例，认为台湾在过去三十年的民主化过程，并非只是完全接受西方民主价值的结果，而是台湾在面对激烈的政治、社会与意识形态的变化后，将传统天命说中包含的各种元素，以及元素之间关系的重新组合，成为了一组新的文化构造，两人将其称为「儒家民主」（Confucian Democracy）
但最後他們還是接受了身邊中國友人的建議：「中國人很聰明，他們會自己將本書所言與自己身處大環境相互對照的。」同意此書刪節的出版

初版導讀

讀者可以想像，上帝站在地球儀前面替每個國家擲銅板，正面就給好制度，反面則反之，這樣的隨機實驗就可以保證觀察到的制度與所得的相關，一定是「因果」！現實世界中的確存在這類似上帝之手的工具變數，但是並不好找。兩位作者最大貢獻在於：他們以「歐洲移民在殖民地的死亡率」做為工具變數，成功的解決了內生性的問題
改革初期的高速經濟成長，有一部分是由於將誘因結構引進原來完全無效率的生產制度，因此將整個中國原來完全錯置的資源「歸位」所產生的。另一部份則是因短期內快速引進了最有效率的生產技術取代原有低生產力技術而來
以下這個稍帶嘲諷的說法，準確地傳達了他們的訊息：「你可以想像一個二十歲的大學輟學生，向國有銀行貸款，準備開一家可以挑戰國營企業的公司嗎？在中國？（除非他是政治菁英的一員）」

1 很靠近卻很不一樣

史密斯最先瞭解到，柯爾特斯和皮薩羅用起來得心應手的殖民模式，在北美洲就是不管用，原因是基本環境差異太大。史密斯寫到，和阿茲特克與印加不同，維吉尼亞沒有黃金。他在日記中說：「你得知道，糧食就是他們所有的財富。」
維吉尼亞公司花了十二年的時間才學到，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管用的方法，在北方卻行不通。十七世紀剩下的時間則是學習第二個教訓的漫長奮鬥：殖民地想在經濟上能夠生存唯一的方法是，創造能提供誘因的制度，讓殖民者願意投資和努力工作。
到一七二○年代，所有後來組成合眾國的十三個殖民地都有類似的政府結構。每個州各有一名總督，和一個以男性財產擁有者特許權為基礎的議會。它們並非民主政治；女性、奴隸和無財產者不得投票。但比起同一時代的其他地方，政治權利已相當普及。這些議會和它們的領袖在一七七四年聯合起來召開第一次大陸會議（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揭開美國獨立的序幕。議會相信他們有權選出自己的成員，也有權徵稅。而我們知道，這為英國殖民政府帶來了問題。
伊圖爾比德並未受到像美國總統受到的政治制度束縛；他很快變成獨裁者，到一八二二年十月，他解散憲法認可的國會，以他自己挑選的軍人集團取代。雖然伊圖爾比德在位不久，這種模式的事件在十九世紀的墨西哥卻不斷反復發生。
空前不穩定的政治對經濟制度和誘因的影響十分明顯，這種不穩定導致財產權的高度不安全，並且嚴重削弱墨西哥的政府，使其缺乏徵稅和提供公共服務的權威及能力
美國的發明家再一次地相當幸運。在十九世紀期間，金融仲介和銀行業迅速擴張，提供了經濟快速成長和工業化的重要助力。
美國銀行業對促進國家經濟富裕的幫助遠比墨西哥銀行業大，原因與銀行業業主動機的差異無關。支撐墨西哥銀行業獨占特性的獲利動機，在美國也存在，但這種獲利動機卻以不同方式被導引，原因是美國的制度與墨西哥大不相同。美國的銀行家面對的是不同的經濟制度，而這些制度讓他們處在遠為激烈的競爭中。這主要是因為制訂銀行業法規的政治人物本身也面對大不相同的誘因，而這些誘因則由不同的政治制度所形成
美國的政治權利較普及，尤其是與墨西哥相比較，因此保證了獲得融資和貸款的平等權利。這也反過來確保有創意和發明的人，能從創意與發明獲益
每一個社會都依照一套經濟和政治規範在運作，這套規範由國家和公民集體創造並執行。經濟制度塑造經濟誘因：接受教育、儲蓄和投資、創新和採用新科技的誘因等等。是政治程序決定了人民生活在何種經濟制度下，而政治制度決定了這個程序如何運作。例如，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決定公民有沒有能力控制政治人物並影響他們如何行為。這又反過來決定政治人物是否為人民的代理人（儘管並非完美），或者能濫用委託他們行使的權力，或他們會不會篡奪權位以聚斂財富、追求自己的目標而危害人民的利益。政治制度包括、但不限於形諸文字的憲法，也不限於該社會是否為民主政體，政治制度包括國家規範和管理社會的權力和能力。我們也必須更廣泛地考量決定政治權力在社會裡如何分配的因素，尤其是不同群體以集體行動追求自己的目標、或阻止其他人追求目標的能力。
這些創業家從一開始就有信心能夠執行他們夢想的計畫：他們信任制度和法治，而且不擔心他們財產權的安全問題。最後，這套政治制度確保穩定性和持續性。一來，這些創業家可以確定沒有獨裁者能掌控權力並改變遊戲規則、徵收他們的財富、囚禁他們，或威脅他們的生命和生計。他們也可以確定社會沒有特定的利益團體能操縱政府往經濟上極度不利的方向走，因為政治權力受到節制且分散夠廣泛，因此一套能為繁榮創造誘因的經濟制度得以出現。

2 無效的理論

雖然今日我們看到這些富裕模式有相當高的延續性，但這些模式並非沒有改變或不會改變。第一，正如我們已經強調過，大多數目前世界的不平等始於十八世紀末，是工業革命以後發生的。截至十八世紀中葉，貧富國的差距不只小得多，而且當時貧富的排名也與後來一直保持穩定的排名不一樣。例如在美洲，過去一百五十年我們看到的排名與五百年前完全不同。第二，許多國家經歷了數十年的快速成長，像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多個東亞國家，和晚近的中國。也有許多國家在成長之後轉而變成衰退，例如阿根廷快速成長直到一九二○年，變成世界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但之後便開始長期滑落。蘇聯是更值得注意的例子，它在一九三○年到一九七○年間成長迅速，但隨後急速崩跌。什麼原因造成貧窮與富裕以及成長模式的重大差異？為什麼西歐國家和西歐移民進駐的殖民地在十九世紀開始成長，此後一直維持好景？什麼原因讓美洲國家的不平等排名持久不變？為什麼下撒哈拉非洲和中東國家未能創造出西歐那樣的經濟成長，而許多東亞國家則出現飛躍的經濟成長？
2025/11/30 发表想法

超越孟德斯鳩之懶惰論。在現實的民主連動中必須激發民眾的參與度，切身關心自己的政治事務。

原文：孟德斯鳩也推論，懶惰的人傾向被專制君主統治，暗示熱帶地理位置不僅可解釋貧窮，也能說明一些與經濟失敗有關的政治現象，例如獨裁政治。
孟德斯鳩也推論，懶惰的人傾向被專制君主統治，暗示熱帶地理位置不僅可解釋貧窮，也能說明一些與經濟失敗有關的政治現象，例如獨裁政治。
個觀點的現代版不強調氣候對工作努力或思考過程的直接影響，而是強調兩項額外的論點：第一，特別是瘧疾等熱帶疾病對健康有極不利的影響，因此也影響勞工生產力；第二，熱帶土壤不容許高生產力的農耕。不過，結論是相同的：溫帶的氣候比熱帶和亞熱帶地區有相對優勢。
許多貧窮國家（尤其是在下撒哈拉非洲）的農業生產力——每英畝土地的農業產出——如此低的主要原因，與土壤品質無關，而是土地所有權結構的結果，以及政府和制度為農民創造的誘因所造成

3 富裕與貧窮的形成

2025/12/10 发表想法

具體來說，廣納的經濟制度是全社會廣泛公平地參與市場競爭、保護財產的制度

原文：廣納的經濟制度需要安全的財產權和經濟機會，不只是給菁英，也要開放給社會的各領域。
廣納的經濟制度需要安全的財產權和經濟機會，不只是給菁英，也要開放給社會的各領域。
經濟制度運用廣納市場的潛力、鼓勵科技創新、投資人才，以及促發大量個人的才能與技術的能力，對經濟成長極其重要。
當為了制度而發生衝突時，事情會如何發展取決於哪些人或群體在政治賽局中獲勝——誰能獲得更多支持、取得額外的資源，以及形成更有效的結盟。簡單的說，誰獲勝取決於政治權力在社會中的分配。
但要瞭解南韓和美國為什麼有廣納的經濟制度，關鍵不只在於它們的多元政治制度，而也要瞭解它們有足夠集權和強大的政府
2025/12/10 发表想法

廣納的政治即是集中於多元，展開來說就是要求強大的國家能力、分散權力、廣泛公平的政治參與、保障政治權利（由此引入權力制衡與法治）

原文：我們將把足夠集中化和多元化的政治制度稱為廣納的政治制度。如果這兩種條件有任何一種付諸闕如，我們會把這套制度稱為榨取的政治制度
我們將把足夠集中化和多元化的政治制度稱為廣納的政治制度。如果這兩種條件有任何一種付諸闕如，我們會把這套制度稱為榨取的政治制度
根本的問題是，經濟制度必然引發爭議和衝突，不同的制度會在國家的富裕程度、財富的分配，以及誰擁有權力上造成不同的結果。制度促進的經濟成長會同時製造出贏家和輸家，這在奠定今日世界富裕國家繁榮基礎的英國工業革命期間已明白呈現。
歐洲歷史為創造性破壞的影響提供了一個鮮活的例證。在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之前，大多數歐洲國家的政府由貴族和傳統菁英控制，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擁有的土地，或因為君王賜與的獨占權與設置的跨入障礙而享有的交易特權。如同創造性破壞的概念所描述的，工業、工廠與城鎮的擴散把資源從土地吸走，降低了地租，並提高地主必須支付給佃農的工資。這些菁英也眼看新企業家和商人崛起，侵蝕他們的交易特權。整體來說，他們是工業化中很明顯的經濟輸家。都市化和具社會意識的中產與勞工階級興起，也挑戰地主貴族的政治獨占權。因此隨著工業革命擴散，貴族不只是經濟輸家，他們也有變成政治輸家的風險，擁有的政治權力可能隨之喪失。在經濟和政治權力受到威脅的情況下，這些菁英往往形成一股反對工業化的強大力量。
經濟成長不只是更多更好的機器、以及更多受更好教育的人的過程，也是與創造性破壞普及有關的轉型和動盪的過程。
榨取式經濟制度的受害者無法期待專制統治者自願改變政治制度，並重新分配社會中的權力。改變這類政治制度的唯一方法是，迫使菁英建立更多元化的制度。
政治集權只有在一個群體的權力比其他群體大到能建立政府時才會發生。
榨取式政治制度中的成長可能以兩種不同但互補的方式發生。第一，即使經濟制度是榨取式的，當菁英能直接分配資源給他們控制的高生產力活動時，成長仍可能發生。
僅管榨取的經濟制度殘暴地剝削絕大部分人口，但這些群島卻是世界最富裕的地方之一，因為它們生產糖並銷售到世界市場。一直到必須轉型為新的經濟活動，並因而威脅到農場業主菁英的收益和政治權力時，這些群島才出現遲滯的情況。
另一個例子是，蘇聯從一九二八年第一個五年計畫到一九七○年代的經濟成長和工業化。當時蘇聯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具高度榨取性，市場受到層層限制。儘管如此，蘇聯仍能達成快速經濟成長，因為它利用政府的力量把資源從（資源利用效率極低的）農業轉移到工業。
第二種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成長，出現在政治制度允許某種程度的廣納經濟制度發展的情況。許多具有榨取式政治制度的社會會避開廣納性經濟制度，因為擔心創造性破壞的影響，但各個社會的菁英獨占權力的程度都不相同，某些社會的菁英可能有相當安全的地位，使他們得以允許一些朝向廣納性經濟制度靠近的做法，因為他們相當確信如此不會危及其政治權力。或者，歷史的情勢正好為一個榨取的政治政權帶來一個相當廣納性的經濟制度，而他們決定不加以阻擋。這提供了第二種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下可以發生成長的方式。
到一九七○年代，南韓的經濟制度已變得相當有廣納性，足以削弱維持榨取性政治制度的一項理由——經濟菁英從自己或軍方對政治的掌控當中得不到多少利益。
2025/11/27 发表想法

國家能力（集權程度）決定有限成長之程度。

原文：因此不同的榨取式政治制度間有一條重大的區隔線，即政治集權的程度。
因此不同的榨取式政治制度間有一條重大的區隔線，即政治集權的程度。
即使榨取的制度可以創造一些成長，它們往往無法創造持續穩定的經濟成長，而且一定不是伴隨創造性破壞而來的那種成長。當政治與經濟制度都屬榨取式，不會產生可以帶來創造性破壞和科技變革的誘因。
因此，正如我們後面會討論到的羅馬帝國和馬雅城市的崩潰所顯示，政府掌控權的爭奪無時無刻不在檯面下進行，而且會定期加劇並導致政權的毀滅，它可能轉變成內戰，有時候甚至造成政府完全崩潰。這種情況的影響之一是，即使一個榨取制度下的社會初期達成若干程度的政府集權，也無法持久。事實上，為了掌控榨取制度的內鬥往往導致內戰和大範圍的法治蕩然狀態，使得長期缺乏政府集權變成常態，就像許多下撒哈拉非洲國家和拉丁美洲與南亞的部分國家一樣。
最後，當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經濟制度具備廣納的特性、而且發生成長時（就像南韓的情況），永遠會有經濟制度轉變得更具榨取性、並使成長停止的危險。

4 小差異和關鍵時期：歷史的重量

這種大災難可能對社會制度產生重大影響。不難想見的是，有許多人陷於瘋狂。薄伽丘寫到：「有人堅稱阻止這種駭人的惡疾最可靠的辦法是大量喝酒，盡可能享受人生，大聲唱歌作樂，一有機會就滿足人的渴望，並把一切事情視為大笑話般不放在心上……而這解釋了為什麼那些復原的女性可能在隨後的期間較不貞潔。」然而瘟疫也對中古歐洲社會造成社會面、經濟面和政治面的轉變衝擊。
隨著西方需求擴張，東歐地主也加緊對勞動力的控制以增加供應。後來這被稱為第二次農奴制（Second Serfdom），與中古世紀早期原本的農奴制截然不同，且遠為嚴厲。
雖然西歐和東歐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在一三四六年沒有多大差異，但到一六○○年已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在西歐，勞工已不受封建稅金、罰款和規範的束縛，逐漸變成勃興的市場經濟中一個重要的部分。在東歐，他們也參與在這個經濟體當中，但扮演的是受脅迫的農奴，種植西歐需求的糧食和農產品。這是一個市場經濟，但不是廣納性的市場。這種制度上的不同是某種剛開始似乎不明顯的差異造成的結果：在東歐，各領主間稍微比較有組織，他們的權利也稍微多了一點，手上的土地更統合。而城鎮比較弱也比較小，農民則較無組織。但東西歐的這些小差異對其人口的生活影響卻很深遠，對日後封建秩序受黑死病衝擊時的制度發展極具重要性。
光榮革命是創造多元化社會的基礎，它本身則以一個政治集權的過程為基礎，並加速這個過程。它創造出全世界第一套廣納的政治制度。
光榮革命讓這些情況為之改觀。政府採取一套為投資、貿易和創新提供誘因的經濟制度，堅定地執行財產權，包括賦予構想財產權的專利權，因此大力刺激了創新。政府也保障治安。英格蘭法律開始史無前例地適用於所有公民。任意獨斷的徵稅減少了，獨占權也幾乎全部取消。英格蘭政府積極促進商業活動，並致力促進國內工業，不只去除工業活動擴展的障礙，也動用海軍的全部軍力以保護商業利益。藉由財產權的合理化，英格蘭得以推動基礎建設，特別是道路、運河和後來的鐵路，這些將證明對工業成長極其重要。
第一，瓦特受到他預期的市場機會的激勵，即大不列顛及其海外殖民地的「可觀需求」。第二，他能夠影響國會而獲得他想得到的東西，因為國會支持個人和發明家的請求。
英格蘭發展出這些廣納的政治制度是由於兩個因素。第一是政治制度（包括政治集權）讓英格蘭能夠採取下一個激進的——事實上是史無前例的——步驟，邁向光榮革命肇始的廣納制度。這個因素雖然讓英格蘭有別於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卻未讓它和法國與西班牙等西歐國家有太大差異。更重要的是第二個因素。光榮革命之前的許多事件造就出一個廣泛而強大的聯盟，足以對君王及其官員的權力設置持久的束縛，使他們被迫接受這個聯盟的要求。這奠定了多元政治制度的基礎，進而促成支撐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經濟制度的發展。
英格蘭的情況大不相同，伊莉莎白一世在財政上遠為不獨立，她必須央求國會徵更多稅。國會則以要求讓步做為交換，尤其是限制伊莉莎白授與獨占權的權利。這是一場國會逐漸獲勝的衝突。在西班牙，柯爾蒂司卻打輸類似的衝突；貿易不只是被壟斷，而且是由西班牙王室壟斷。
伊莉莎白一世和她的繼任者無法獨占與美洲的貿易，其他歐洲王室卻可以。因此大西洋的貿易和殖民在英格蘭開始創造一大群與王室沒什麼關係的富商，而西班牙和法國卻未發生這種情況。英格蘭貿易商厭惡王室控制，並要求改變政治制度和限制王室的特權。他們在英格蘭內戰和光榮革命中扮演關鍵角色。
即使微小制度差異在關鍵時期影響重大，但並非所有制度差異都很小，當然，較大的制度差異在關鍵時期會導引至更分歧的模式。英格蘭和法國在一五八八年的制度差異很小，西歐和東歐的差異就大多了。在西歐，強大的集權國家如英格蘭、法國和西班牙有潛在的憲政制度（國會、三級會議和柯爾蒂司）。經濟制度上也有根本的類似處，例如沒有農奴制。東歐的情況大不相同，例如波蘭─立陶宛（Poland-Lithuania）王國由一個稱作什拉赫塔（Szlachta）的菁英階級統治，他們的權力大到甚至採用選舉的方式來選國王。這不像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的專制統治，而是由一群菁英領導的專制統治，但仍然屬於榨取的政治制度。什拉赫塔統治一個以農奴為主的農業社會，農奴沒有遷徙或尋找經濟機會的自由。
社會不斷發生經濟和政治衝突，並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解決，原因是社會有歷史差異、個人的角色不同，或只是隨機因素。這些差異在開始時都很小，但它們不斷累積，製造出一個制度漂移的過程。
2025/11/28 发表想法

微小漂移+重大事件推进

原文：制度漂移造成的差異尤其影響重大，因為它們影響社會在關鍵時期對經濟和政治環境改變的反應方式。
制度漂移造成的差異尤其影響重大，因為它們影響社會在關鍵時期對經濟和政治環境改變的反應方式。
世界各地經濟發展豐富的分歧模式，取決於關鍵時期和制度漂移的交互作用。既有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有時候由長期的制度漂移塑造，有時候由前一個關鍵時期的分歧反應造成——奠定了未來改變的基礎。
日本以展開根本制度轉變的過程來回應美國戰艦的威脅，這協助我們瞭解今日世界情勢的另一個層面：如何從停滯轉變為快速成長。南韓、臺灣和後來的中國，各自透過類似日本曾走過的道路，達成了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飛速的經濟成長。在這些例子中，各國在成長之前都經歷過經濟制度的重大改變——雖然政治制度未必有改變，就像中國的例子。
就像採取決定性的措施邁向廣納的經濟制度可以引燃快速經濟成長，突然轉離廣納制度可能導致經濟停滯。不過更常發生的是，快速成長突然停頓，例如阿根廷或蘇聯，是因為榨取制度下的成長已走到盡頭。我們已經討論過，這種情形的原因可能是爭奪榨取戰利品的內鬥導致政權崩潰，或因為榨取制度本身缺少創新和創造性破壞，導致持續成長受到局限。
2025/11/29 发表想法

工业革命与新技术造就不平等，而制度决定了对于新技术的吸收与自我创造

原文：我們的討論也將顯示，若干把制度朝更廣納方向轉變的地區如法國或日本，或避免了榨取制度建立的地區如美國或澳洲，它們較易於接受工業革命的散播，進而領先其他國家。正如在英格蘭的情況，這並非總是一帆風順的過程，途中克服了許多對廣納制度的挑戰，有時候是拜良性循環的動力所賜，有時候則歸功於歷史的偶然事件。
我們的討論也將顯示，若干把制度朝更廣納方向轉變的地區如法國或日本，或避免了榨取制度建立的地區如美國或澳洲，它們較易於接受工業革命的散播，進而領先其他國家。正如在英格蘭的情況，這並非總是一帆風順的過程，途中克服了許多對廣納制度的挑戰，有時候是拜良性循環的動力所賜，有時候則歸功於歷史的偶然事件。

5 「我已見過未來，它行得通」：榨取制度下的成長

榨取制度從其根本邏輯來看，必須能創造財富以供榨取。獨占政治權力並控制一個集權政府的統治者，可能實施某種程度的治安和規範制度，並刺激經濟活動。
但榨取制度下的成長在性質上不同於廣納制度帶來的成長。最重要的，這種成長不會是需要科技進步的持久成長，而是建基於既有科技的成長。
他在一九三一年的自傳中回憶：「俄羅斯蘇維埃是一個有著漸進演變計畫的革命政府。他們的計畫不是藉由直接行動來終結貧窮與富裕、貪腐、特權、暴政和戰爭等邪惡事物，而是找出並去除它們的原因。他們建立一個獨裁政權，由受過訓練的少數人支持，在幾個世代中以科學方式重新安排經濟力，這將先帶來經濟的民主，最後則達成政治的民主。」
史達林式的經濟成長很單純：藉政府命令發展工業，並透過向農業課徵高稅率來為發展工業取得必要的資源。蘇聯共黨政府缺乏有效的稅務系統，因此史達林便將農業「集體化」。這個過程必須廢除土地私有權，並將農村所有人聚集在由共產黨管理的巨大集體農場。這讓史達林更容易攫取農業生產，用來餵養所有興建新工廠以及在工廠工作的人。
但在某些例子中，一個部門或活動的勞動與資本生產力可能遠高於其他部門和活動，例如蘇聯的重工業，因此即使是在榨取制度下，透過由上而下的過程把資源分配給那個部門，也可以創造成長。
還受到另一個因素助長了蘇聯的工業成長，由於其科技極度落後於當年歐洲和美國的水準，因此只要重分配資源到工業部門就能刺激大幅成長，即使分配是以強迫的低效率方式進行。
事實上，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六○年間，蘇聯的國民所得每年成長六％，可能是截至當時歷史上最快速的經濟成長。這段快速的經濟成長並非藉由科技進步而達成，而是藉由重新配置勞動力，以及透過創造新工具與工廠而積累資本的結果。
雖然史達林和後來其他蘇聯領導人的政策製造出快速的經濟成長，但這種成長卻無法長久持續。到一九七○年代，經濟成長幾乎完全停頓。最重要的教訓是，榨取的制度基於兩個原因而無法製造持續的科技進步：缺乏經濟誘因，和菁英的抗拒。此外，一旦所有低效率使用的資源都被重新配置到工業後，靠命令所能創造的經濟成果便很有限。這時候蘇聯的系統便撞上障礙，因為缺乏創新和經濟誘因導致無法繼續進步。蘇聯能夠持續創新的唯一領域是，投入龐大努力的軍事和航太科技。其結果是他們把第一隻狗萊卡（Leika），和第一個人類蓋加林（Yuri Gagarin）送上太空。他們也把AK-47步槍留給世人。
蘇聯人口普查局在一九三七年提供了一個好例子，說明太認真工作、而不懂得揣摩共黨領導人心意的後果。當調查的資料陸續匯集後，很明顯它們呈現的人口大約是一億六千二百萬人，遠低於史達林預期的一億八千萬人，而且低於史達林本人在一九三四年宣布的一億六千八百萬人。一九三七年的人口普查是一九二六年以來首次進行的普查，因此也是一九三○年代大規模饑荒和肅清後的第一次。正確的人口數字反映出這些事件。史達林的反應是逮捕進行人口普查的官員，將他們放逐到西伯利亞或槍斃。他下令重做一次人口普查，並在一九三九年進行。這一次主持普查的人搞清楚了，他們發現人口實際上有一億七千一百萬人。
但支付這類紅利卻製造出各種不利於科技進步的反誘因。例如，創新會耗用當期生產的資源，帶來生產目標無法達成和領不到紅利的風險。此外，生產目標常根據前期的生產水準來制訂，這導致不擴大生產的強烈誘因，因為擴大生產只表示未來必須生產更多，未來的目標會「逐步提高」。表現低於潛力永遠是達成目標和拿到紅利最好的方法。每月支付紅利使每個人只顧到現在，而創新卻是犧牲今日以便明日獲得更多。
你可以把人送進工廠裡，但你無法強迫人思考，也無法藉威脅要槍斃他們來讓他們想出好點子。這類脅迫可能在巴貝多或牙買加製造很高的蔗糖生產，但它無法解決在現代工業經濟中缺少誘因的問題。
2025/11/29 发表想法

社會生存方式與組織形式的變遷：由遷居式的漁獵採集到定居生活，由此要求適合的社會規則，即集權。

原文：一旦人們興建永久的建築、擁有超過所能搬移的資產，遷居就成了比較不吸引人的選項。因此聚落需要更有效的解決衝突方法，和更細緻的財產觀念。
一旦人們興建永久的建築、擁有超過所能搬移的資產，遷居就成了比較不吸引人的選項。因此聚落需要更有效的解決衝突方法，和更細緻的財產觀念。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稱作伊爾約隆特人（Yir Yoront）的澳洲原住民，採用鋼斧這項重大科技創新後並未導致更努力工作，反而是睡覺時間更長，因為維持生存所需變得更加容易，而沒有更努力工作的誘因。
內鬥和不穩定因此成了榨取制度天生的特性，而且它們不只製造出更低的效率，還往往反轉既有的政治集權，有時候甚至導致治安完全崩潰而陷於混亂，如同馬雅城邦在相對成功的古典期之後所經歷的情況。

6 漸行漸遠

歐洲的經濟正從羅馬帝國崩潰帶來的衰退逐漸復甦，查理曼等君王重新建構強大的集權政治勢力。這帶來穩定、更多安全，以及貿易的擴增，而威尼斯則處於最具優勢的獨特地位。
第一，從我們談到的威尼斯可見，邁向廣納制度的措施可能被反轉。威尼斯雖然一度繁榮富裕，但它的政治和經濟制度被推翻，富裕也隨之反轉。今日威尼斯的富裕是因為在別的地方賺錢的人，選擇把錢花在瞻仰威尼斯過去的光榮上。廣納的制度可能反轉的事實顯示，制度進步沒有單純的累積過程。
第二，在關鍵時期扮演重要角色的制度微小差異，本質上就是短暫的。由於是小差異，它們可以被反轉，然後可能再度出現，並且再度被反轉。
格拉古自己就是最先遇害的人之一，然而他的死無法解決問題，其他人仍會嘗試改革土地分配和羅馬經濟與社會的其他方面。許多人仍將遭遇類似的命運。例如，格拉古的兄弟蓋烏斯（Gaius）接任他兄弟留下的職位後，也被地主謀害。
我們已闡述過創新來自新的人才想出新點子、針對舊問題發展新解決方法。在羅馬從事生產的人是奴隸，和後期的類奴隸佃農，他們沒有創新的動機，因為任何創新的受益者是他們的主人，不是他們。正如我們會在本書多次看到，建基在壓迫勞工的經濟體，以及奴隸和農奴這類制度都是出了名的缺少創新，從古至今都是如此。
封建社會缺乏政治集權，因為強大的集權政府已經萎縮，即使一些統治者如查理曼嘗試重建集權也徒勞無功。
羅馬在歐洲和中東各地創造的經濟和制度環境，並未導致更根深柢固的廣納制度在其後數世紀無可避免地出現。事實上，這類制度最早、也以最強有力的方式出現在英格蘭，而英格蘭是羅馬掌控最弱、在西元五世紀勢力消失最徹底、幾乎不留痕跡的地方。正如我們在第四章討論過，歷史反而是透過制度漂移而在創造制度差異上扮演主要角色，雖然這種差異有時候很小，但當它們與關鍵時期交互作用時可能被擴大。正因為這些差異經常很小，它們可能被輕易反轉，而且不必然是單純累積過程的結果。

7 轉折點

2025/12/01 发表想法

思考為什麼廣納制度就可以避免政治動亂，或者說如何避免失業？

原文：兩位君王都擔心長襪生產機械化會造成政治動亂，因為它會讓許多人失去工作，製造失業和政治不安，危及王室權力。製襪機是保證能大幅提高生產力的一項創新，但也勢必帶來創造性破壞。
兩位君王都擔心長襪生產機械化會造成政治動亂，因為它會讓許多人失去工作，製造失業和政治不安，危及王室權力。製襪機是保證能大幅提高生產力的一項創新，但也勢必帶來創造性破壞。
害怕創造性破壞是新石器革命到工業革命間生活水準未能持續提升的主要原因。科技創新使人類社會變富裕，但也牽涉到汰舊換新，以及破壞某些人的經濟特權與政治權力。為了長久持續的經濟成長，我們需要新科技、做事情的新方法
儘管是由菁英組成，英格蘭國會發展出兩個獨特的性質，第一，它不只代表與國王緊密結盟的菁英，也代表各種不同的利益如商業和工業，以及後來的「紳士階級」（gentry）這個代表商人與往上移動農民的新階級。因此國會把權力賦予相當廣泛的社會階層——尤其是以當時的標準來看。第二、也是第一項特質的結果之一，許多國會成員持續反對君王擴權的嘗試，他們變成英格蘭內戰和後來的光榮革命中對抗君權的中流砥柱。
不過，與這種反對力量相反，政府體制的集權化也可能激發出對某種政治多元化的要求，就像英格蘭都鐸王朝發生的情況。當貴族與地方菁英意識到政治權力將愈來愈集權化、且這個過程已經很難阻擋時，他們勢必要求對這種集中的權力如何行使擁有發言權。
這些政治制度的發展都發生在社會產生其他重大改變的背景下，尤其重要的是政治衝突擴大，導致有能力對王室和政治菁英提出要求的各類群體變得更廣泛。
王室有能力授予獨占權是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並且常被用來授予獨家權利給國王的支持者。
它決定王位的繼承方法，且與當時普遍接受的世襲原則大不相同。
權利宣言也主張君主不能暫停或廢除法律，並重申未經國會同意而徵稅為違法。此外，它規定未經國會同意，英格蘭不能有常備軍。曖昧不清的條款如第八條說「國會成員的選舉應該自由」，但未注明如何界定「自由」。更曖昧的是第十三條，其重點是國會應經常召開。由於國會應不應該召開、或多久召開一次一直是整個世紀以來備受爭議的問題，社會原本預期此一條款應該會更加明確。儘管如此，這種措詞的曖昧原因不難理解。
整體來看，這些政治制度上的改變代表國會凌駕國王的勝利，並因此終結英格蘭以及後來大不列顛的專制政體——英格蘭和蘇格蘭在一七○七年的聯合法案（Act of Union）合而為一
因為國會的利益與斯圖亞特王室的利益大不相同。由於許多國會成員大舉投資在貿易和工業上，保障財產權攸關他們的利益。斯圖亞特王室經常侵害財產權，現在這些權利將受到保護。此外，過去斯圖亞特王室控制政府的支出時，國會反對課徵更多稅，並阻礙政府擴大權力。現在國會自己控制支出，它很樂意增稅和花錢在認為有價值的事情上。國會主要花錢的項目之一是強化海軍，以便保護許多國會成員的海外商務利益。
還有其他方式可以影響國會、進而牽動經濟制度，最重要的是透過請願，而且這種方法對光榮革命後政治多元化興起的助力遠大於有限的民主。
集權化並不只是增加限制，或政府以不同方式管制經濟，或政府花錢在不同的事物上，它也包括政府在各方面的能力都增加。這再度顯示政治集權和政治多元化之間的關聯：在一六八八年之前，國會反對政府變得更有效率和擁有更多資源，原因是國會無法控制它。但一六八八年後，情況已經大不相同。
然而政府規模的擴大只是政治集權過程的一部分，比這更重要的是政府運作方式的特性，以及控制政府的人、和為政府工作的人行為的方式。
光榮革命帶來的制度改變啟動了這個活力十足的過程，這不只是因為一六四○年達成的廢除國內獨占權，或是課徵不同的稅或融資來源的普及；更重要的是因為經濟制度從根本上重新建構，變得對創新者和創業家更有利，而其基礎則是確立了更安全和更有效率的財產權。
財產權在一六八八年後更加安全，部分原因是確保它們的安全符合國會的利益，部分原因則是可以透過請願影響的多元化制度。我們從這裡看出，一六八八年後的政治制度變得遠為多元化，並在英格蘭創造出一個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
2025/12/02 发表想法

只保護本國產業

原文：第一，它展現出英國國會的多元政治制度所能容許的跨入障礙極限。第二，在接下來的半世紀，棉布製造的科技創新將在工業革命中扮演核心角色，並且因為採用工廠制度而從根本上改變社會。
第一，它展現出英國國會的多元政治制度所能容許的跨入障礙極限。第二，在接下來的半世紀，棉布製造的科技創新將在工業革命中扮演核心角色，並且因為採用工廠制度而從根本上改變社會。
到一七六○年，所有這些因素加起來——改善過的和新規定的財產權、改善的基礎建設、經過變更的財政制度、更容易取得的融資，以及對貿易商和製造商的積極保護——開始發揮功效。從這一年以後，專利發明的數量開始大幅躍增，工業革命核心的科技突飛猛進開始顯現。創新在很多方面發生，反映改善的制度環境。
由於工人集中在新工廠和工業中心，組織動員和暴動也變得更容易
為什麼這個獨特的過程在英國展開，還有為什麼在十七世紀發生？為什麼英格蘭發展出多元的政治制度，從此脫離榨取制度？正如我們已經討論過，光榮革命前的政治發展由幾個彼此關聯的過程所塑造，其核心是專制政權與反對者的政治衝突，這種衝突的結果不只阻止了專制政權在英格蘭復辟和強化的企圖，同時賦予那些渴望徹底改變社會制度的人權力。專制政權的反對者並不是想建立一種不同類型的專制政權。這不只是像蘭開斯特家族在玫瑰戰爭中打敗約克家族。相反的，光榮革命產生了一種建基於憲政和政治多元化的新政權。
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小差異意味西歐的權力平衡導向制度的改善；反之在東歐，制度卻逐漸惡化。
權力較大的英格蘭國會意味都鐸和斯圖亞特王朝沒有能力這麼做。這個情況創造出一個商人和企業人士的新階層，他們積極反對在英格蘭建立專制統治的計畫。
如果沒有某種政治多元化，將出現不同利益集團中的一個群體壓倒其他人而奪取權力的危險。一六八八年後的國會代表了廣泛的聯盟，是促使國會議員傾聽請願的關鍵因素，即使請願是來自國會之外、甚至是沒有投票權的人。這是避免某個群體企圖犧牲他人而壟斷利益的關鍵因素，例如羊毛業在曼徹斯特法案之前的嘗試。
重大制度改變往往出於偶發，跟其他政治衝突的結果沒有什麼兩樣。即使有創造出反專制廣泛聯盟的制度漂移，以及為反對斯圖亞特王朝蓄積力量的大西洋貿易機會帶來的關鍵時期，偶發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仍然一樣重要。因此，在這個例子裡，偶發性和一個廣泛聯盟就是支撐政治多元化和廣納制度崛起的決定性因素。

8 別在我們的領土：發展的障礙

政治與經濟制度塑造了對科技創新的回應方式，再度製造出既有制度與關鍵時期之間交互作用的熟悉模式，帶來了制度與經濟結果的分歧。
正如我們先前討論過，沒有集權政府提供秩序和執行規範與財產權，廣納制度將無法出現
小差異是代議制度的強度和性質，關鍵時期則是發現美洲。兩者的交互作用把西班牙帶往一個與英格蘭截然不同的制度道路。英格蘭出現的相對廣納的經濟制度，創造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動力，並以工業革命達到其高峰，而工業化在西班牙卻無法生根發展。等到工業科技擴散到世界許多地方時，西班牙經濟已衰退到甚至不需要西班牙王室或地主菁英來阻擋工業化。
在俄羅斯和奧匈帝國，阻止工業化的不只是菁英的忽略和錯誤管理，以及榨取制度下經濟的節節衰退，而是統治者積極阻礙任何引進這類科技的企圖，並禁止對鐵路等基礎建設的投資，這類基礎建設正好可以是工業化的觸媒。
哈布斯堡經濟制度的核心是封建秩序和農奴制度，在帝國境內愈往東邊走就愈發現，封建秩序變得更加嚴密，這反映出我們在第四章討論的更加傾斜的經濟制度。勞工流動受到極大限制，法律不允許遷移
除了完全阻礙勞動市場興起、並消滅農村廣大人民的經濟誘因或努力的農奴制外，哈布斯堡的專制統治也靠獨占和其他對貿易的限制而興盛。都市經濟由行會（guilds）支配，而行會則限制新進者跨入
2025/12/03 发表想法

統治者推動與人民積極接受缺一不可

原文：剛果的問題出在人民瞭解不管他們生產什麼，都可能被專制的國王沒收，因此他們沒有投資或利用更好科技的誘因。在哈布斯堡，法蘭西斯不鼓勵人民採用更好的科技；相反的，他反對這麼做，並阻礙新科技傳播，而這些新科技是人民仍可能願意採用的，即使是在既有的這種經濟制度下
剛果的問題出在人民瞭解不管他們生產什麼，都可能被專制的國王沒收，因此他們沒有投資或利用更好科技的誘因。在哈布斯堡，法蘭西斯不鼓勵人民採用更好的科技；相反的，他反對這麼做，並阻礙新科技傳播，而這些新科技是人民仍可能願意採用的，即使是在既有的這種經濟制度下
相反的，坎克林重新啟用拿破崙戰爭期間關閉的國家貸款銀行。這家銀行最初設立是為了以補貼的利率借款給大地主，坎克林贊同這種政策。申請貸款者必須以農奴作為「保險」或擔保，因此只有封建地主能利用這種貸款。
2025/12/03 发表想法

因此沒有絕對的道德，不是愚化就是避重就輕，把真正社會機制問題簡化了

原文：他們的道德需要積極且父親式的監督；若不如此，如此眾多的人民將逐漸腐化，最後變成一個悲慘且對他們的主人很危險的階級
2025/12/03 发表想法

尼古拉一世之語，可見獨裁者所謂道德不過是把人民禁錮在牢籠裡

原文：他們的道德需要積極且父親式的監督；若不如此，如此眾多的人民將逐漸腐化，最後變成一個悲慘且對他們的主人很危險的階級
他們的道德需要積極且父親式的監督；若不如此，如此眾多的人民將逐漸腐化，最後變成一個悲慘且對他們的主人很危險的階級
商人在中國的地位向來不確定，且宋朝偉大的發明並非市場誘因的結果，而是透過政府贊助、甚至命令而產生
因此，塔加利的被統治者或統治者都認為採用文字對他們不利。被統治者害怕統治者會如何用它，而統治者本身也認為沒有文字有利於他們鞏固對權力的掌控。塔加利的政治阻礙了文字被採用。
政治集權意味部分宗族將必須受其他宗族控制，但他們拒絕集權勢必會帶來的控制或被迫交出權力；社會中的軍事力量的均衡態勢也使集權體制難以實現。
政治集權遭到抗拒，其理由和專制政權抗拒改變一樣：害怕改變會帶來政治權力的重分配，從今日掌權的階層轉移到新崛起的個人和集團。

9 倒退發展

但如同摩鹿加的例子，荷蘭的殖民政策卻是從根本上改變了經濟與政治的發展，使東南亞國家停止了對外貿易，轉而內縮，專制統治也為之變本加厲，以致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中，儘管工業革命的創新如火如荼，此一地區卻只能置身事外，完全無緣參與。弄到最後，退出對外貿易不但沒有保住它們免於歐洲的侵略，到了十八世紀末葉，反而全都成了歐洲殖民帝國的囊中之物。
特蘭斯凱與納塔爾之間的二元經濟其實是相當晚近的事，絕非原來就存在的，而是南非白人菁英階層刻意打造出來，其目的無非是要為他們自己的事業製造一個廉價勞工的儲備庫，並以此降低非洲黑人的競爭力。因此，二元經濟是低度發展乃人為造就的又一個例子，而不是低度發展乃自然發生並持續多個世紀的例子。
其一是歐洲農民與非洲人競爭所引發的對抗。由於非洲農民的成功，歐洲人所生產的同類穀物價格跟著下降。對此，歐洲人做出的回應是將非洲人逐出市場。第二股力量更為邪惡。歐洲人需要廉價勞工以供剛興起的礦業所用，為了確保此一目標的實現，就只有把非洲人貧窮化。於是，接下去的數十年，此一策略便按部就班執行。
但直到一九一三年法案定案，整個情勢才制度化，也為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設下了舞臺，從此政治與經濟的權利全歸少數白人，黑人雖為多數，卻是兩者皆空。
但撇開這些不談，二元經濟並非自然發生，也不是不可避免，而是歐洲殖民主義的產物。沒錯，原鄉是貧窮的，技術上是落後的，人民沒有受過教育。但始作俑者卻是政府的政策。政府強勢打壓非洲的經濟成長，以便為歐洲人所控制的礦場及土地製造沒有受過教育的廉價勞工。一九一三年之後，白人侵占非洲人的土地，大量非洲人被迫離鄉背井，湧入原鄉，卻又因為空間太小，不足以讓他們養活自己。一如所料，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只能廉價出賣自己的勞力，到白人的公司去找一口飯吃。隨著經濟動機的瓦解，之前五十年所成就的進步全都退回原點。耕田時放棄了犁，重新拾起鋤頭，當然，那還得他們有地可耕。更常見的情形是，只能委身做個廉價勞工，而那正是當初劃定原鄉所要達到的目的。
今日世界之所以存在著不平等，關鍵在於十九與二十世紀有些國家能夠利用工業革命、科技及組織方法取得優勢，而其他國家卻沒有。科技變革雖然只是繁榮的引擎之一，但或許也是最為關鍵的。沒有利用新技術的國家，即使擁有其他促進繁榮的引擎也屬枉然。在這一章和前一章我們都已經看到，國家之所以失敗，問題出在其制度是榨取式的，而這有可能是長期專制的結果，也有可能是因為缺乏集權的政府。
2025/12/04 发表想法

可見國家之發展絕非田園牧歌，必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舆相互競爭的。因此，先發制人尤其重要，不可半點懈怠！每一步都不能走錯。

原文：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擴張卻勾銷了此一可能性，其滅族行動徹底扼殺了班達群島本土發展的希望，其威脅也使東南亞其他許多地方的城邦在商業上全面撤退。
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擴張卻勾銷了此一可能性，其滅族行動徹底扼殺了班達群島本土發展的希望，其威脅也使東南亞其他許多地方的城邦在商業上全面撤退。
2025/12/04 发表想法

早期資本主義的幾種形式：剝削當地廉價勞動力生產本地產品（採礦、棉花）、奴隸貿易（破壞當地國家能力）、改遷奴隸勞工工作、破壞公平市場並對外出品

原文：此一擴張進行之際，則是對印度紡織業的大規模壓縮，不管怎麼說，反正這類商品早已經失去英國的市場，但如此一來，導致城市凋敝，貧窮增加，為印度開啟了長時期的倒退發展。不久之後，印度人自己不再生產紡織品，而是向英國人購買，並開始為東印度公司種植鴉片，銷往中國。
此一擴張進行之際，則是對印度紡織業的大規模壓縮，不管怎麼說，反正這類商品早已經失去英國的市場，但如此一來，導致城市凋敝，貧窮增加，為印度開啟了長時期的倒退發展。不久之後，印度人自己不再生產紡織品，而是向英國人購買，並開始為東印度公司種植鴉片，銷往中國。
2025/12/04 发表想法

而創新可能打破此窼臼，得以共同、公平發展。

原文：所有這一切，不僅可以解釋世界大部分地區之所以錯過了工業化的原因，同時也概括說明了一種現象：有的時候，經濟發展是以國內其他地區或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低度發展為養分，或甚至創造了這種低度發展。
所有這一切，不僅可以解釋世界大部分地區之所以錯過了工業化的原因，同時也概括說明了一種現象：有的時候，經濟發展是以國內其他地區或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低度發展為養分，或甚至創造了這種低度發展。

10 富裕的擴散

兩個殖民地都沒有稠密的原住民可供剝削，沒有可以輕易取得的貴金屬如金礦或銀礦，也沒有可供奴隸經濟運作的土壤與作物
當然，要到達廣納制度還有別的道路。西歐大部分地方走的就是第三條道路，在法國大革命的刺激下，走上了廣納制度。法國大革命推翻了法國的專制政權，接著又製造了一系列的國際衝突，將制度的改革散布到西歐大部分地區。至於改革所產生的經濟結果，則是西歐大部分地區開始出現廣納性經濟制度、工業革命及經濟成長。
法國大革命固然製造了不少的暴力、痛苦、動盪與戰爭，但不可否認的，法國卻也因此跳脫了榨取制度的陷阱，不至於像東歐的專制政權如奧匈帝國及俄羅斯，斷絕了經濟的成長及繁榮。
第三階級，特別是店家、商人、技師及工匠這些要求更大權力的人，無不把此一發展視為增加自身影響力的機會，因此在議程中要求更多發言的機會，在大會中要求更多的權利。全國人民在這些發展的鼓勵之下，更是風起雲湧，走上街頭，成為他們的後盾，結果導致三級會議改組，並於七月九日成立國民立憲會議。
德川將軍為眾封建領主之首，封建領主則各領其藩地並徵稅，其中統治薩摩的為島津家族。領主又各擁武裝家臣，亦即武士，管理一個類似中世紀歐洲的社會，行業界限分明，貿易限制重重，農民稅負沉重。幕府以江戶為都城，壟斷並管制外國貿易，禁止外國人入國。政治與經濟制度皆為榨取式的，國家是貧窮的。
一八九○年，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接受成文憲法的亞洲國家，產生了君主立憲、民選的國會及獨立的司法。在亞洲，這些改變是使日本成為工業革命主要受惠者的關鍵因素。
中國是一個由皇帝統治的集權官僚帝國，但在權力上，皇帝也有力所不能之處，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叛亂的威脅。一八五○至一八六四年之間，整個中國南方遭受太平天國之亂肆虐，戰爭加上饑荒，死亡數以百萬計。但皇帝所遭到的反對並非制度面的。
2025/12/06 发表想法

亦如英國，王權受限，逐步發展為廣納政治

原文：日本政治制度的結構則不同。幕府將天皇邊緣化，但如前面所說，德川的權力並非絕對，諸如薩摩藩這樣的地方不僅維持獨立，還能按照自己的利益大做外國生意。
日本政治制度的結構則不同。幕府將天皇邊緣化，但如前面所說，德川的權力並非絕對，諸如薩摩藩這樣的地方不僅維持獨立，還能按照自己的利益大做外國生意。
中國人不思制度的改革，只想要進口現代武器跟英國人一較高下；日本人卻不同，他們建立了自己的軍火工業。
當日本的制度正在轉型，經濟正在快速成長之際，在中國，推動制度改變的力量卻相對薄弱，榨取制度持續當道，最後在一九四九年毛澤東的共產革命下轉向更糟的方向。
2025/12/06 发表想法

因此我們中國人亦不必自怨自艾，自己要爭取成為一個廣納的國度！不能畫地自牢

原文：至於歐洲其他殖民地，絕大多數卻非如此。這些地方的發展條件大不同於澳洲及美國。在澳洲和美國，由於本土沒有原住民及資源可供榨取，殖民政策也迥不相同，雖然政治的權利及廣納的制度還是靠人民自己艱苦奮鬥才贏得的。但在摩鹿加，一如亞洲其他地方、加勒比海及南美洲的許多歐洲殖民地，人民就算是想要戰鬥，卻也沒有贏的機會。在這些地方，歐洲殖民者不是強力實施新的榨取制度，就是順理成章接手舊有的榨取制度，其目的無非榨取有價值的資源，從香料、糖到白銀及黃金，所到之處，大幅變更制度，徹底封殺了廣納制度出現的可能。有些地方，眼看已經有工業或廣納性的經濟制度在萌芽，但殖民者擺明了就是要將之打壓滅絕。像這些地方，十九世紀乃至於二十世紀工業化的好處於他們是沒份的。
至於歐洲其他殖民地，絕大多數卻非如此。這些地方的發展條件大不同於澳洲及美國。在澳洲和美國，由於本土沒有原住民及資源可供榨取，殖民政策也迥不相同，雖然政治的權利及廣納的制度還是靠人民自己艱苦奮鬥才贏得的。但在摩鹿加，一如亞洲其他地方、加勒比海及南美洲的許多歐洲殖民地，人民就算是想要戰鬥，卻也沒有贏的機會。在這些地方，歐洲殖民者不是強力實施新的榨取制度，就是順理成章接手舊有的榨取制度，其目的無非榨取有價值的資源，從香料、糖到白銀及黃金，所到之處，大幅變更制度，徹底封殺了廣納制度出現的可能。有些地方，眼看已經有工業或廣納性的經濟制度在萌芽，但殖民者擺明了就是要將之打壓滅絕。像這些地方，十九世紀乃至於二十世紀工業化的好處於他們是沒份的。
十八世紀末葉，正當工業革命在英國加速啟動時，多數歐洲國家卻是在專制政權統治之下，君主及貴族大權在握，其主要收入的來源若非土地所得，就是靠進入障礙所建立起來的貿易特權。工業化過程所產生的創造性破壞，會侵蝕領導階層的利益，並奪走他們的土地資源及勞力。因此，工業化使貴族成為經濟的輸家。更重要的是，工業化的過程勢必破壞舊有秩序，造成不穩定，並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形成挑戰，他們也將在政治上淪為輸家。

11 良性循環

前面提到過的輝格黨成立於一六七○年代，代表的是新興起的商人及經濟利益，也是光榮革命背後的主要團體，並在一七一四至一七六○年間主導國會。一旦得勢之後，該黨便利用新建立起來的地位掠取別人的權益，搶奪別人手上的大餅，其行徑與斯圖亞特諸王無異，但其權力遠非絕對。他們的權力一方面受到國會內部競爭團體的制衡，尤其是為了對抗輝格黨而成立的托利黨（Tory），另一方面也受到他們過去奮鬥得來的制度所限制，這些制度是為了強化國會、避免新的專制出現，以及防止斯圖亞特王室復辟而設立。光榮革命成就了社會的多元性質，同時也表示大部分老百姓獲得了權力，縱使在國會中沒有正式代表亦然，因此，一般民眾眼看自己的權益遭到輝格黨人侵害，「黑面」群起其實是對此情況的反應。
值得注意的是，法治（rule of law）有別於依法統治（rule by law）。輝格黨縱使可以通過嚴刑峻法鎮壓老百姓的抗爭，但因為法治，他們卻必須應付重重的制約。
2025/12/07 发表想法

這個想法不是自然的，正如中國長久以來的歷史，皆是獨裁政府與特權者的歷史。然而廣納制度的起因有二，一來是出於發展的便利與人道主義（形而上的），二來是自己無能長久獨裁的現實。然而二者皆須成為廣泛的深入人心的基礎。此一點極為重要！

原文：從歷史的角度思考，法治乃是一個極為陌生的概念。法律之前為什麼應該人人平等？既然國王與貴族政治大權在握，其他人一無所有，國王與貴族當然可以予取予求，至於其他人必須受到禁止或處罰，這乃是極其自然的事。專制政治制度之下，法治的確是無法想像的事。法治是多元政治制度以及支持此種政治多元化的廣大結盟的產物。唯有許多個人及團體在決策上擁有發言權，也擁有政治權力可以在檯面上有其位置，大家都應該受到公平對待的理想才有意義。到十八世紀初葉，英國已經逐漸充分多元化，輝格黨發現法律及制度也會制約他們，如同法治的觀念所確立的。
2025/12/07 发表想法

因此當今中國必須人人先確立平等法制的思想，才有可能推行穩定的民主

原文：從歷史的角度思考，法治乃是一個極為陌生的概念。法律之前為什麼應該人人平等？既然國王與貴族政治大權在握，其他人一無所有，國王與貴族當然可以予取予求，至於其他人必須受到禁止或處罰，這乃是極其自然的事。專制政治制度之下，法治的確是無法想像的事。法治是多元政治制度以及支持此種政治多元化的廣大結盟的產物。唯有許多個人及團體在決策上擁有發言權，也擁有政治權力可以在檯面上有其位置，大家都應該受到公平對待的理想才有意義。到十八世紀初葉，英國已經逐漸充分多元化，輝格黨發現法律及制度也會制約他們，如同法治的觀念所確立的。
從歷史的角度思考，法治乃是一個極為陌生的概念。法律之前為什麼應該人人平等？既然國王與貴族政治大權在握，其他人一無所有，國王與貴族當然可以予取予求，至於其他人必須受到禁止或處罰，這乃是極其自然的事。專制政治制度之下，法治的確是無法想像的事。法治是多元政治制度以及支持此種政治多元化的廣大結盟的產物。唯有許多個人及團體在決策上擁有發言權，也擁有政治權力可以在檯面上有其位置，大家都應該受到公平對待的理想才有意義。到十八世紀初葉，英國已經逐漸充分多元化，輝格黨發現法律及制度也會制約他們，如同法治的觀念所確立的。
但輝格黨人及國會議員為什麼要接受這類約束？為什麼不利用自己對國會及政府的控制，毫不妥協地強制執行黑面法案，並推翻不合己意的法院判決呢？答案要歸諸光榮革命的本質——為什麼它不是以一個新的專制政權取代舊有的政權——亦即政治多元化與法治的結合，另外加上良性循環的動力。如同我們在第七章所見，光榮革命並不是由一個菁英階層推翻另一個菁英階層，而是仕紳名流、商人及實業家，加上輝格黨人及托利黨人的團隊，組成一個廣大的聯盟，對專制政權所發起的革命。多元政治制度的出現就是此一革命的結果。法治則是此一過程中出現的副產物。既然檯面上有許多黨派分食權力，為了避免一黨一派集太多的權力於一身，到頭來破壞了政治多元化的基礎，大家就都必須受到法律的制約乃是極其自然的事。因此，統治者必須受到限制與約束的理念——這是法治的精髓——乃是出於政治多元化的邏輯理路，而這政治多元化則是各方人馬為反對斯圖亞特專制統治而組成廣大聯盟所造就的。
2025/12/07 发表想法

合法性來自哪裡？民主、平等、人民生活的提高與國家能力上升（契約質量）

原文：打造一種形象，亦即統治階級自願接受法治，其合法性則是建立在平等以及一切依法行事的基礎上。嚴格地說，統治者無論願意或不願意，全都要對自己的承諾負責；行使權力必須嚴守法律分際，不可破壞規矩，否則就會打亂了陣腳。
打造一種形象，亦即統治階級自願接受法治，其合法性則是建立在平等以及一切依法行事的基礎上。嚴格地說，統治者無論願意或不願意，全都要對自己的承諾負責；行使權力必須嚴守法律分際，不可破壞規矩，否則就會打亂了陣腳。
2025/12/07 发表想法

彼時法治程序之公正已入人心，然而法律本身尚顯專制，問題在於立法機關未見全民參與（普選權）

原文：法治的觀念一旦落實，不僅可以防止專制，同時可以造成一種良性循環，這也就是說，如果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那麼，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論其為卡多根或華波爾，都不可能凌駕於法律之上，老百姓就算被控侵犯私人產業，也有接受公平審判的權利。
法治的觀念一旦落實，不僅可以防止專制，同時可以造成一種良性循環，這也就是說，如果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那麼，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論其為卡多根或華波爾，都不可能凌駕於法律之上，老百姓就算被控侵犯私人產業，也有接受公平審判的權利。
2025/12/07 发表想法

所言極是。民主進步人士皆引為警言！民主的可持續性和穩定性建立在民眾的未來期望上，絕不可過分消耗民眾的耐心。此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原文：事實上，下一次的擱置，有可能就是政治多元化整個進程的土崩瓦解，因為一套狹隘的利益將會因此成為刀俎，而廣大的聯盟則將就此淪為魚肉。
事實上，下一次的擱置，有可能就是政治多元化整個進程的土崩瓦解，因為一套狹隘的利益將會因此成為刀俎，而廣大的聯盟則將就此淪為魚肉。
2025/12/07 发表想法

突然聯想到社會組織中還有許多這樣的良性循環的例子：比如名聲。仁人志士為國獻身，開創了一片新天地，為後人仰慕，當然是促進人們奮鬥的一種精神力量（當然也有許多其它「高尚的」目標，但是何以定義高尚與否呢？孔子也曾勸說不要絕他人向善之路，此乃經濟學原理之最佳運用也），否則所謂報應、孝道又是何物？當然這種良性循環講究的是實名，自非儒生所批判的虛名。名實已明，所在即是。

原文：良性循環不僅是政治多元化及法治的必然趨勢，更是因為廣納性政治制度很自然地會支持廣納性經濟制度，如此一來，將導致所得的分配更為平等，社會中更多的人將因此而獲得權利，進而使政治場域也更趨於平等。
良性循環不僅是政治多元化及法治的必然趨勢，更是因為廣納性政治制度很自然地會支持廣納性經濟制度，如此一來，將導致所得的分配更為平等，社會中更多的人將因此而獲得權利，進而使政治場域也更趨於平等。
在賦予人民權力上，以及良性循環在美國制度發展上的持續不斷，媒體也都扮演了同樣重要的角色，這一方面本章將會討論。
菁英階層開始形成共識，認為不滿已經達到了沸點，若要緩解社會的不安並防止革命發生，唯一的方法就是滿足群眾的要求，進行國會改革。
英國的民主並不是靠菁英階層的施捨得來，而是英格蘭及英國其他地區的平民百姓，從過去幾個世紀的政治洗禮中得到了力量，奮力爭取得來的。
同時，改革被認為是可行的，因為菁英階層知道，要延續自己的統治，唯一的道路就是改革，即使只是稍微放寬一點也行。格雷伯爵在國會發表他支持政治改革的著名演講，就把這一點說得很清楚：說到反對國會每年一選、普選及投票，沒有人比我更堅決的。我的目標不在於支持，而是要打消這樣的希望及念頭……我的改革原則，無非是避免走上革命……改革，為的是要保存而不是推翻。
相反的，十九世紀初的英國，廣納性經濟制度得以發展，加上沒有農奴，勞力市場的強制性相對比較小，受到入行障礙保護的壟斷也不多，情況就沒有那麼嚴重。就英國的菁英階層而言，抓著權力不放其實沒有什麼價值。
2025/12/07 发表想法

政治機制設計時亦需注意此種平衡

原文：良性循環還有另外一層道理，亦即高壓手段的可行性愈來愈低，這也是因為廣納性經濟及政治制度之間的正向反饋的結果。在資源的分配上，廣納性經濟制度比榨取性制度來得公平。就此而言，便有利於公民的壯大，因而創造了一個比較公平的競爭場域，即使角逐的是權力亦然。
良性循環還有另外一層道理，亦即高壓手段的可行性愈來愈低，這也是因為廣納性經濟及政治制度之間的正向反饋的結果。在資源的分配上，廣納性經濟制度比榨取性制度來得公平。就此而言，便有利於公民的壯大，因而創造了一個比較公平的競爭場域，即使角逐的是權力亦然。
由於每踏出去的一步都不大，面對要求時，讓步的可能性才大於全面攤牌。
英國的政治改革就是漸進的，這個過程從一六八八年開始，到柏克死後三十年才加快腳步，但也正因為是漸進的，所以才更有力量，更難阻擋，也才更為持久。
對於這種侵犯，美國的多元政治系統已經使社會的一大部分壯大，具備了對抗的能力。飽受流氓大亨壟斷行為欺凌，或反對他們肆無忌憚獨霸業界的人，開始組織起來，平民派（Populist）於焉出現，然後則是進步運動（Progressive movements）。
這並非出自嫉妒或惡意，也不是不以大產業的成就為榮，無視於他們為國家之商業力量領先諸國所付出的努力，更不是因為無知而不曉得有必要以新方法迎合不斷變化的貿易情勢，也不是明知世界的進步有賴大事業的成就，而故意忽視集結資本乃努力完成大事業之必不可少。所有這一切只是因為深信，集結與集中不是該予以禁止，而是應該置於理性控制的監督之下，且依我個人的判斷，此一信念乃是正確的。
2025/12/08 发表想法

可見壟斷之危害不止在於經濟，更在於政治的潛在影響力。所以政治與經濟不可分，金錢乃是一切之中介物

原文：隨著威爾遜在一九一二年當選，進步運動的改革達到高峰。威爾遜在他一九一三年出版的《新自由》（The New Freedom）中寫道：「如果壟斷繼續存在，政府將為壟斷所宰制。我可不希望看到壟斷依然故我。這個國家裡面，如果有人真的大到足以擁有美國政府，他們遲早會將之占為己有。」
隨著威爾遜在一九一二年當選，進步運動的改革達到高峰。威爾遜在他一九一三年出版的《新自由》（The New Freedom）中寫道：「如果壟斷繼續存在，政府將為壟斷所宰制。我可不希望看到壟斷依然故我。這個國家裡面，如果有人真的大到足以擁有美國政府，他們遲早會將之占為己有。」
如本書第三章所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流氓大亨與托拉斯之興起充分說明一項事實：市場本身並不保證會有廣納性制度。
廣納性經濟制度需要的不只是市場而已，更需要的是能為大多數人創造公平競爭場域及經濟機會的廣納性市場。
對壟斷托拉斯所採取的反制也說明了一個現象，那就是，只要政治制度是廣納的，對於偏離廣納市場的經濟動作，政治制度會產生反作用力。
廣納性政治制度容許自由的媒體繁榮發展，但回過頭來，自由的媒體也比較能夠讓有害於廣納制度的威脅廣為人知，並對之採取抗拒行動。
但十八世紀初碰到同樣情形時，英國的政治菁英就瞭解，擱置法治將會危及他們好不容易從君主政體那裡爭來的權益，參眾兩院也瞭解，如果總統能夠破壞司法獨立，制度內的權力制衡也就為之瓦解，從此不但他們會被總統控制，多元政治制度的延續也將失去保障。
拉丁美洲所受的制度問題之苦，阿根廷自獨立以來幾乎全都嚐到了，陷在一種惡性而非良性的循環中。其結果是，正向的發展如建立一個獨立的最高法院，始終連第一步都不曾站穩。在政治多元化之下，就不會有任何團體企圖或膽敢推翻別人的權力，因為害怕自己的權力將會隨之遭到挑戰。另一方面，權力的廣泛分布也會使這種推翻變得困難。如果有來自社會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最高法院自會具備力量，並願意推開任何想要敗壞其獨立性的企圖。
原因之一是，在榨取性制度之下，削弱了最高法院，獲利將會更多，其潛在利益值得冒險一試。
通常在重大的關鍵時期，諸如英格蘭的光榮革命，或詹姆士鎮殖民地在北美洲建立，一連串因素弱化了菁英階層對權力的掌握，強化了他們的對手，為多元社會的形成製造了動因，廣納性的制度乃應運而生。許多歷史事件，事後觀察似是不可避免，但政治衝突的結果往往不確定，歷史的道路是不可預知的。然而一旦成了氣候，廣納性的經濟與政治制度往往會形成良性循環，亦即一種正向回饋的過程，使這類制度得以持續甚至擴張。
良性循環的運作有賴於數種機制。其一，在多元政治制度的邏輯之下，獨裁者、政府內部派系，甚至大有為總統，想要獨攬大權都會變得比較困難
政治多元化也保障了法治的觀念，這種觀念認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而在君主專制統治下，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而法治還意味著，法律不能僅由一個團體掌控並用來侵犯別人的權利。更重要的是，法治原則不僅強調法律之前的平等，也特別注重政治體系中的平等，因此乃為更大的政治參與及更大的廣納開啟了大門
其次，如我們之前所見，廣納性政治制度與廣納性經濟制度是互為支持的。由此乃產生了良性循環的另一個機制。
英國到了十八世紀，由於經濟制度已經足夠廣納，菁英階層靠抓取權力所能獲取的利益已經不多，事實上，對要求更大民主的人施壓，損失反而更大
最後，廣納性的政治制度使自由媒體得以興盛，而自由的媒體往往會提供相關的資訊，並動員反對力量抗衡對廣納制度的威脅

12 惡性循環

問題其實很簡單，產銷協議會的價格政策抹煞了農民的企圖心，使他們失去了投資、使用肥料及保護土壤的動機。
類似的情形，某些社會科學家稱之為「民主鑽石」，因為這可以讓許多人加入，製造一種潛在的廣納性機會。
很快的，在澳洲的政治上，這些充滿冒險精神的淘金人發展成為一股力量，尤其是在維多利亞，在推動普選及祕密投票上扮演重要角色。
我們已經看到，歐洲在非洲所進行的擴張及殖民統治產生了兩種惡性結果。其一，大西洋奴隸貿易鼓勵非洲在政治及經濟走上榨取式的制度；其二，殖民地的立法及制度，使本來可以與歐洲競爭的非洲農業喪失了商業化的機會。
2025/12/09 发表想法

除白人定居或白人榨取之外，還有地方制度榨取

原文：和南非一樣，由於環境容易致病，白人不太可能大規模在獅子山定居，因此並沒有白人與非洲人競爭。另一方面，由於礦業經營缺乏約翰尼斯堡那樣的規模，農業上又不存在需要大量黑人勞力的白人農場，因此，南非那種種族隔離式的榨取式勞力市場制度無以形成。
和南非一樣，由於環境容易致病，白人不太可能大規模在獅子山定居，因此並沒有白人與非洲人競爭。另一方面，由於礦業經營缺乏約翰尼斯堡那樣的規模，農業上又不存在需要大量黑人勞力的白人農場，因此，南非那種種族隔離式的榨取式勞力市場制度無以形成。
惡性循環有其本質性的癥結。榨取式的政治制度導致榨取式的經濟制度，肥了少數瘦了多數。因榨取制度而得利的人一旦擁有了資源，便可以建立（自己的）軍隊及傭兵，收買司法，操縱選舉，如此一來，不僅可以繼續掌權，更可占盡優勢保護體系的運作。因此，我們可以說，榨取式經濟制度為榨取式政治制度的延續製造了平臺，而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中，權力無價，因為權力可以無往不利，可以中飽私囊。
榨取式政治制度也可以讓權力的濫用無所限制。權力是否導致腐敗容或有辯論的餘地，但艾克頓爵士（Lord Acton）說「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則是千真萬確。
還有一種力量也會帶來惡性循環，那就是榨取制度製造了沒有限制的權力以及巨大的所得差距，其結果將會增加政治賭博的賭注。
如何建立一套能夠再持續四百年制度，他們根本沒有完整的計畫。事實上，他們所建立的制度一路下來曾經有過重大改變，但始終不變的則是制度的榨取式本質，其結果就是惡性循環。
尽管奴隶制度已经废除，黑人也拥有了投票权，南方的经济及政治轨道却未改变，关键在于黑人的政治力量过于薄弱，经济又无法独立。南方的种植大户虽然打了败仗，却赚得了和平。这些地主仍然极有组织，也仍然拥有土地。
尽管奴隶经济制度已经废除，证据显示，南方以农园式农业及廉价劳工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仍然持续存在，并通过各种管道维持不坠，其中包括把持地方政治及运用暴力。
与危地马拉的一七七号行政命令如出一辙，阿拉巴马黑人法的内容包含游民法规，以及禁止「诱拐」劳工的法规，主要目的是要阻止劳工的流动并消除劳力市场的竞争，确保南方种植大户继续拥有可靠的廉价劳工来源。
但办法不是只有一种，只要种植大户菁英阶层控制着庞大的土地，仍然有良好的组织，就能架构出一套新的制度，以吉姆．克劳取代奴隶制度，达到相同的目标。事实证明，恶性循环之顽强，远远超过许多人的想像，包括林肯在内。以榨取式政治制度为基础，制造出榨取式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又回过头来支持榨取式政治制度，因为经济的财富及权力收买了政治权力，恶性循环于焉形成。当四十亩土地及一头驴子落空时，那就表示南方种植大户菁英阶层的经济力量丝毫未变。既不令人惊讶而又十分不幸的则是，南方黑人的命运与南方的经济发展同样丝毫未变。
在光榮革命與法國大革命之後，更為廣納性的制度之所以會出現，與三個因素大有關係。其一，新一代的商人都希望釋放創造性破壞的力量，並由此獲利。
其次，這兩個個案都是以廣大的聯盟為基礎。例如，光榮革命就不是小團體或特定利益所發動的政變，而是一次獲得商人、實業家、仕紳，以及各種政治團體支持的運動。大體上來說，法國大革命亦然。
第三個因素則和英國及法國政治制度的發展歷程有關。這兩個國家為自己打造的環境，都有利於更廣納的新政權得到發展。在這兩個國家，都有國會及分權的傳統，在英國可以追溯到大憲章，法國則可以推至顯貴會議。更重要的是，兩次革命發生時，專制政權或有利於專制政權發展的條件都已經弱化。唯其如此，其政治制度才不利於新統治者或小團體控制政府，濫用當時的經濟財富，建立既不受監督又能維持長久的政治力量。
2025/12/10 发表想法

初始條件不足，沒有強大的商人階層。譬如現在中國不算富裕，沒有強大的有力量的中產，沒有深厚的政治傳統與政治約束，社會也沒有廣泛的聯盟（社會對立一至於此！）

原文：事實上，只要是殖民時期的榨取式經濟制度，根本就不會有太多的企業或商業留下來。
事實上，只要是殖民時期的榨取式經濟制度，根本就不會有太多的企業或商業留下來。
英格蘭沒有在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之後變成民主政體。差得遠了，只有少數人擁有正式代表，但關鍵的是，它是多元的。
當然，這種形式的惡性循環——菁英階層控制榨取式制度並因此獲利，進而得以持續壯大——並非惡性循環的唯一形式。
社會學家米歇爾斯稱這種形式為寡頭鐵律，亦即一個掌控榨取式制度的政權被推翻，緊跟而來的新主子也利用同一套邪惡的榨取式制度。
2025/12/10 发表想法

總結：榨取制度通過繼承或者惡性循環鞏固榨取，此為一害；同時權力的爭奪可能帶來國家能力的削弱，此為二害。國家強盛，政治廣納的定義即是多元加強大國家能力，然而二者皆在榨取下被破壞

原文：所以榨取性制度不只為下一個更加榨取的政權鋪了路，同時也會引發不斷的內鬥及內戰，造成人民更大的痛苦，甚至摧毀這些社會所達到的些許中央集權。這往往也會導致法紀蕩然、政府失靈、政治混亂，把經濟繁榮的希望摧毀殆盡。
所以榨取性制度不只為下一個更加榨取的政權鋪了路，同時也會引發不斷的內鬥及內戰，造成人民更大的痛苦，甚至摧毀這些社會所達到的些許中央集權。這往往也會導致法紀蕩然、政府失靈、政治混亂，把經濟繁榮的希望摧毀殆盡。

13 當前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當前的國家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榨取式經濟制度無法產生誘因，激勵人民儲蓄、投資並創新。榨取式政治制度則支持這類經濟制度，並為這些因榨取而獲利的人鞏固權力。榨取式經濟及政治制度永遠都是國家失敗的根源，儘管因環境不同而有細節上的變化。
家之所以失敗，不在於地理或文化因素，而在於榨取式制度的傳統，把權力及財富集中於少數控制政府的人手中，種下動亂、衝突與內戰的禍根。榨取式制度忽視最基本的公共建設，也形成政府逐漸失靈的直接因素，獅子山就是一個例子。
動亂以及缺乏集權的政府體制，與運作社會不同功能面向的政治人物進入一種共生關係。在法治不彰的鄉下地區，政治人物大肆搜刮，而政府又放任自衛組織團體予取予求，如此一來，共生關係形成。
它本身乃是惡性循環的結果：哥倫比亞的政治制度沒有為政治人物製造誘因，讓他們願意為國家提供公共服務及治安，也沒有足夠的約束力阻止他們與自衛組織及黑幫進行或明或暗的勾搭。
為了要說明阿根廷有多難瞭解，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顧志耐（Simon Kuznets）有次說了一句名言：國家有四種，已開發的、未開發的、日本，還有阿根廷。
一九一四年以前，阿根廷的確經歷過約五十年的經濟成長，但卻是典型的榨取式成長。當時的阿根廷由一小批菁英階層統治，大幅投資於農業出口經濟，出產牛肉、獸皮及穀物，而又適逢這類產品的國際價格飛漲，經濟也就隨之擴張。這類榨取式制度的成長經驗既沒有創造性破壞也沒有創新，又缺乏持續性。
阿根廷政治制度的發展歷程，其實就是拉里歐哈這些內地省分與布宜諾斯艾利斯達成和解的過程。停戰協定協議，拉里歐哈的軍閥們放過布宜諾斯艾利斯，任其發展商業賺錢，條件則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菁英階層放棄改造「內地」制度。
阿根廷的制度發展之所以和其他榨取式拉丁美洲國家如此相似，原因就在於它的制度有很深的內地政治色彩與偏好。
幣改革的目的其實是要懲罰利用這類市場的人，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他們還不至於太有錢太有力量以至於威脅到政府的統治。讓老百姓窮一點才安全。黑市的問題只是其一而已。由於銀行很少，而且都是國營，北韓人民都是用朝鮮圜存錢。貨幣改革云云，政府其實是要用來搜刮人民的儲蓄。
如果想要瞭解二十世紀末世界上許多最貧窮地區，就非得瞭解二十世紀的新專制主義——共產主義——不可。馬克思的理想是一套可以在比較人道的條件下營造富裕繁榮與平等的體系。列寧及他的共產黨雖然以馬克思為藍本，但實行起來卻和理論大異其趣。
無一例外的，共產主義所帶來的都是邪惡的專制獨裁及人權侵犯。人民受苦與血腥屠殺之外，共黨政權全都建立了各形各色的榨取式制度。經濟制度，無論有市場與否，其目的就是要榨取人民的資源，又因為視財產權有如寇讎，結果往往製造了貧窮而非繁榮。
與當政者關係良好的商人對埃及民營化的措施具有強大影響力，使其有利於富有的商人菁英階層，亦即當地人所說的「鯨魚」。民營化上路時，整個經濟全都落在三十二位鯨魚手中。
整體來說，縱使經濟有所成長，教育也有投資，但絕大多數的人在經濟上毫無機會，而新的菁英階層卻靠著政商關係大賺其錢。
國家在經濟上失敗是因為採行了榨取式制度。榨取式制度使國家深陷貧窮，同時也杜絕了通往經濟成長的道路。
制度中某些之前存在的廣納成分，為對抗現行政權而出現的廣泛聯盟，甚或歷史的偶然，都可以打破惡性循環。

14 打破窠臼

茨瓦納有一句格言，頗有一點君主立憲的精神：「君因民之擁戴而王。」
多數社會來說，殖民化過程的初期階段最是緊要關頭，對於經濟及政治的後續發展，這一時期內的事件具有深遠的影響。
答案是，獨立之後快速建立廣納性的經濟及政治制度。獨立以來，它始終維持民主，定期舉行公平競爭的選舉，從未經歷過內戰或軍人干政。政府建立強化財產權的經濟制度，確保總體經濟的穩定，鼓勵廣納性市場經濟的發展。
如此一來，確保鑽石的財富不至於在波札那製造巨大的不平等，同時利用鑽石的收入加速推動政府中央集權，建立國家的官僚體系及基礎建設，並投資教育事業。
此一結果正是語言統一之功，學校只教英語及一種國語塞茨瓦納語，以此減少不同族群及社會團體的衝突。
因此，促成南方改變的關鍵時期，其主要因素實際上有兩個，其一是南方的美國黑人獲得了動能，其二則是南方菁英階層無可動搖的支配權走上了末路。
同時，農業科技新發明出現，儘管採用的速度很慢，但已經降低了種植大戶對廉價勞工的依賴。大部分勞工都用於棉花收成，一九五○年時，幾乎南部全部的棉花都還是使用手摘，但機械化摘棉已經開始降低這種工法的需求。
因此，對菁英階層來說，為維持舊日榨取式經濟制度而奮戰的理由愈來愈少。
但最高法院的裁決如果沒有落實，那就等於什麼都沒有。事實上，一八九○年代聯邦就已經立法給予南部黑人選舉權，但卻沒有實施，關鍵在於地方執法的權力掌握在南部菁英階層及民主黨手中，聯邦政府樂得事情順其自便。
不過短短時間，牛津城內已有兩萬軍隊及一萬一千名國民兵。總計有三百人遭到逮捕。梅里迪斯決定留在學校，由美國司法警察及三百名軍人保護其人身安全，最後念到畢業。
經濟上對黑人的歧視開始減少，黑人的教育機會大為改善，南部的勞工市場變得比較具有競爭性。隨著廣納性制度的快速增加，南部的經濟獲得改善。一九四○年，南部州的人均所得僅為全美的一半。這種情形在一九四○及五○年代開始改變，到一九九○年，差距基本上已經消失。
種情形得力於兩種現象，其一，對於南部的榨取式制度加諸他們的痛苦，黑人的不滿增加；其二，民主黨在南部的一黨獨大走向沒落。同樣的，這又是現行制度在為改變鋪路。在這裡，很重要的關鍵是，南部的制度存在於廣納性的聯邦制度之內，唯其如此，南部的黑人最後才能動員聯邦政府及制度支持他們的運動。整個過程之所以得以進行，還得力於另一個現象：黑人大量遷出南部及棉花生產的機械化造成重大的經濟變化，也使南部菁英階層更沒有願意繼續奮力抵抗。
鄧小平自己就是因共產革命而掌權的一分子，當然不希望罷黜共黨政權，而是代之以廣納性的市場經濟。他與他的支持者認為，即使達成重大經濟成長，應也不至於危及政權的控制，也就是說，由於中國老百姓極度渴望改善生活水準，而且在毛澤東統治及文革期間，所有反對共產黨的勢力都已經被掃蕩一空，在這種榨取式政治制度下，成長將不致變成威脅。
事情的進展，乃至接下去發生的重大變化，並非是必然趨勢，而是華國鋒自己在政治上技不如人，敗給了鄧小平。
同時，鄧開始運用輿論對華國鋒施壓，其中最有力的則屬一九七八年的北京民主牆，讓老百姓大吐苦水。
農村人口開始轉移到新的農村工業，亦即所謂的城鄉企業。一九七九年之後，新公司容許成立，並得以與國營事業競爭，這類企業便開始在國營體系之外成長。

15 理解富裕與貧困

回答這些問題——甚至只是推論——都需要有一套理論來說明為什麼有些國家會繁榮富裕，有些則是失敗而貧窮。這套理論既要能夠清楚說明打造或妨礙繁榮富裕的因素，也要能夠指出其歷史的源頭。本書就是在提出這樣一套理論。任何複雜的社會現象，譬如世界上數以百計的政治體系之所以各有不同的經濟及政治軌道，若要追究起來，原因當然很多，因此，對於不同時空出現的類似結果，凡是將之歸於單一因素、過於簡單且一概而論的理論，多數社會科學家都不會加以採納，而是會尋求個別的解釋。但我們卻反其道而行，對新石器革命以來世界上經濟及政治發展的主要輪廓提出了一個簡單的理論。我們做這樣的選擇，當然不是天真到以為這樣一個理論可以說明一切，而是相信它能使我們專注於比較，雖然不免因此犧牲掉許多有趣的細節。但成功的理論不一定忠實地複製細節，而是為許多過程提供有用且可靠的解釋，同時釐清是什麼樣的力量在運作。
政治上，榨取式制度至少達成了低度的中央集權，因此，有能力達成某種程度的成長。但問題是，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長無法持久，其關鍵有二：其一，持久的經濟成長需要創新，創新又與破壞性創造不可分。而所謂破壞性創造，不僅經濟上以新代舊，政治上也顛覆既有的權力關係。菁英階層抓著榨取式制度不放，最害怕創造性破壞，抗拒唯恐不及，因此，任何由榨取式制度培育出來的成長終究會是短命的。其二，宰制榨取式制度的人無不是犧牲社會上的多數人以圖利自己，因此，在榨取式制度下，政治權力成為垂涎的目標，團體與個人爭相奪取。其結果是，在榨取式制度下永遠都有強大力量把社會推向政治動盪。
我們是從歷史的角度來解釋這種轉型，但並非為歷史所決定。重大的經濟改變有賴於重大的制度改變，重大的制度改變則是現行制度與關鍵時期互動的結果。關鍵時期是指一個社會中崩解既有政治與經濟平衡的大事件
社會的現行制度之所以各異，取決於過去的改變。每個社會的制度改變各不相同，原因又是什麼呢？答案是制度漂移。
衝突結果導致制度漂移，但這不一定是個累積的過程。換句話說，某一個點出現的小差異不一定會隨著時間而變大。
但不管怎麼說，當關鍵時期來臨，這些因制度漂移出現的小差異就有可能舉足輕重，引導本來完全相似的社會分道揚鑣。
關鍵時期則是歷史的轉捩點。惡性及良性循環則告訴我們，必須研究歷史才能瞭解制度差異的本質，因為所有這些差異都是歷史所建構的。但我們的理論並不主張歷史決定論，或任何其他的決定論。
如果情形真是這樣，歐洲人在安地斯山面對的就有可能是空曠的大地，而在北美洲碰到的則是中央集權國家，這樣一來，祕魯與美國的角色可能就會對調了。在祕魯，歐洲人定居下來，占多數的移墾者和菁英階層發生衝突，很有可能就此產生了廣納性的制度，而北美則走上相反的命運，隨之而來的經濟發展之路也就大異其趣了。
但若說印加帝國之完全屈服於歐洲人的統治乃是歷史的必然卻也未必。假若他們對於此一威脅的回應是起而抗爭，甚至是在制度上進行現代化，那麼，整個新世界的歷史進程，乃至整個世界的歷史，或許都會因之而大不相同。
由於小差異與偶然性扮演了很關鍵的角色，因此很自然的，不管什麼理論，預測能力都是有限的。
尤其特別的是，榨取式制度會戴上不同的假面自我複製，譬如第十二章所談的寡頭鐵律就是。
這一方面，一如在大部分的事情上，不犯錯誤的重要性絕不下於解決問題，甚至還更切合實際。關於這種情形，最清楚明白的就是基於中國過去幾十年的成功成長經驗，而鼓吹「威權式成長」（authoritarian growth）的政策建議。我們要指出的是，這種政策建議其實是一種誤導，中國的成長，就其到目前為止的表現來看，只是榨取式成長的另一種形式，不可能演變成持續的經濟成長。
2025/12/14 发表想法

此種話語，無非又是扣下一頂道德的大帽，實質無不淪為家長作風。重要的是通過制度來引導。所以自由主義者一定要警惕此類道德批判。那麼，什麼樣的道德才是合理的呢？唯一強制力的是法律，然而道德會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行為。道德某種意義上更接近於群體整體的觀念，本身不帶有褒貶。若以促進社會發展為標準，那更須詳細推敲。

原文：江澤民一九八九年出任中共總書記後不久，更進一步總結說，黨對企業家不放心，說他們無非是群「只顧自家的商販，偷搶拐騙，賄賂，逃稅，什麼都幹得出來」。
江澤民一九八九年出任中共總書記後不久，更進一步總結說，黨對企業家不放心，說他們無非是群「只顧自家的商販，偷搶拐騙，賄賂，逃稅，什麼都幹得出來」。
2025/12/14 发表想法

但是中国的创新真的是受到所谓不安全的财产权的影响吗？还是说有别的阻碍创新的原因？仍需进一步研究

原文：在中國，最近所強調的雖然都是創新與科技，但其基礎是建立在現行制度上的快速投資，而非創造性破壞。關於這一點，有一個重要的面向，那就是財產權在中國還不是完全可靠。
在中國，最近所強調的雖然都是創新與科技，但其基礎是建立在現行制度上的快速投資，而非創造性破壞。關於這一點，有一個重要的面向，那就是財產權在中國還不是完全可靠。
蘇聯之所以能夠在榨取式經濟及政治制度下達到成長，關鍵在於運用一個高度集權的指揮架構強迫分配資源，特別是把資源分配到軍火工業及重工業。這種成長之所以可能，部分原因在於太多地方有成長的空間。當創造性破壞還沒有必要時，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長就比較容易。中國的經濟制度確實比蘇聯的來得廣納，問題是中國的政治制度仍然是榨取式的。
以中國為例，成長的過程是立基於追趕效應（catch-up）、輸入外國技術，以及輸出低端產品，這種成長可能會維持一陣子，但也可能無以為繼，特別是中國達到中等收入國家的生活水平時。對中國共產黨以及愈來愈有權力的經濟菁英而言，未來數十年他們或許還有可能繼續大權在握。但如果是這樣的話，按照歷史及我們的理論，具有創造性破壞及真正創新精神的成長就無法出現，中國令人刮目相看的成長就將逐漸萎縮。然而，這種結果絕非注定的，如果中國在其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長達到極限之前轉變成為廣納性的政治制度，還是可以避免的。但話又說回來，想要中國自動或毫無痛苦地轉變成廣納性的政治制度，實在有點緣木求魚，這一點我們接下去就會談到。
另一種支持威權式成長的理論雖然承認其本質並非可取，但卻宣稱威權統治只是過渡而已。此一觀點可以追溯到一項政治社會學的經典理論，亦即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提出的現代化理論。
對於中國的民主，老布希談到美國的態度時就曾經扼要地說：「與中國自由貿易，時間對我們有利。」意思和現代化理論如出一轍，亦即中國既與西方展開了自由貿易，它就會成長，而成長又會為中國帶來民主及優質的制度。
2025/12/14 发表想法

因此正確的態度不是期待著經濟發展帶來民主，而是有意識地去主動積累民主的因子、去建設民主

原文：由此可以讓我們清楚知道其間畢竟還是有差別的：過去建立廣納性經濟及政治制度的國家，雖然花了好幾個世紀才成就可長可久的經濟成長，而威權式統治只花了六十年或一百年就達成更為快速的成長，但卻不像李普塞的現代化理論所宣稱的，因此變得更為民主。其實這並不令人意外。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長之所以可能，關鍵在於成長本身與這種制度並不是不相容的，相反的，掌控榨取式制度的人不但不會把成長看成威脅，反而會將之看成是有利於統治的助力，中國共產黨一九八○年以來的所作所為就是如此。
由此可以讓我們清楚知道其間畢竟還是有差別的：過去建立廣納性經濟及政治制度的國家，雖然花了好幾個世紀才成就可長可久的經濟成長，而威權式統治只花了六十年或一百年就達成更為快速的成長，但卻不像李普塞的現代化理論所宣稱的，因此變得更為民主。其實這並不令人意外。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長之所以可能，關鍵在於成長本身與這種制度並不是不相容的，相反的，掌控榨取式制度的人不但不會把成長看成威脅，反而會將之看成是有利於統治的助力，中國共產黨一九八○年以來的所作所為就是如此。
首先，威權統治（中國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成長雖然可以持續一段時間，但少了廣納性經濟制度及創造性破壞支撐，勢將無法轉型成為持久的成長。其次，不同於現代化理論的主張，我們不認為威權式成長會帶來民主與廣納性的政治制度。中國、俄羅斯以及其他一些威權政權儘管目前正經歷某些成長，但除非他們能夠將政治制度轉型，變得更為廣納，其菁英階層有意願或內部有力量促使這樣的改變，否則其成就終是有限的。其三，就長久而言，威權式成長既非人民所願也不可行，因此國際社會不應予以鼓勵，使其不致成為拉丁美洲、亞洲及下撒哈拉非洲的模範，許多國家之所以會選擇這條道路，其實只是因為它符合經濟及政治菁英階層的利益。
減少市場失靈並鼓勵經濟成長的政策最常碰到的阻礙並非無知的政客，而是社會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加諸於他們的誘因與限制
這類改善措施主要著眼於高度敏感事務，諸如總體經濟的穩定，以及看似吸引人的總體經濟目標，諸如政府部門規模的瘦身、靈活的匯率及資本帳自由化。同時也著眼於更傾向個體經濟的目標，諸如民營化、公共服務效能的改進，此外或許也會提出建議，諸如加強反貪腐措施以改善政府運作。
國際機構為了達成總體經濟穩定所建議的一項關鍵「措施」——中央銀行獨立——就可以充分說明這種情形。這項建議不是徒具理論虛名就是根本沒有落實，要不就是被其他政策工具給破壞殆盡。
另外一種設計富裕繁榮的途徑今天尤其流行。這一派的人承認，要把一個國家從貧窮拉拔到繁榮絕非一夕之功，甚至花個幾十年也不見得奏效。所以他們宣稱，許多「微型市場失靈」（micro-market failures）可以經由優質的建議獲得矯正，如果決策者善用機會的話，還是可以獲致繁榮——當然又是在經濟學家及其他人協助及指導下達成的。
這也就是說，制度結構如果可以製造市場失靈，同樣也就可以在微觀層次扼殺改革的介入。想要製造繁榮卻不去面對問題的癥結——亦即榨取式制度以及保護其存在的政治狀況——一切都只是徒然。
像阿富汗這類國家，其所以貧窮是因為榨取式制度，根本的癥結在於沒有財產權，缺乏治安或健全的司法體系，以及政治及經濟生活完全為全國性的（更常見地方性的）菁英階層所宰制。制度問體同樣導致外援的無效，因為援助遭到盜用，根本無法送到該去的地方。最糟的情形則是成了為虎作倀，徒然養壯了造成問題癥結的政權。可長可久的經濟成長既然有賴於廣納性制度，援助榨取式制度的政權當然不能解決問題。
有一個解決方式最近變得比較受歡迎，部分原因是這種方式承認制度與繁榮富裕甚至援助之間確實有著某些關係，因此應是「有條件的」。按照此一觀點，若要繼續對外援助，接受援助的政府就必須符合一定的條件，譬如市場自由化或政治民主化。
不管怎麼說，如果因為要多得一點外援，獅子山的史帝芬斯或剛果的蒙博托就廢掉自己的榨取式制度，那才真教人驚奇。
之所以不切合實際，是因為許多西方國家人民對於世界上的經濟及人道災難都會感到罪惡及不安，對外援助可以使他們覺得，在問題的處理上自己到底做了一些事情。縱使所做的事情未必非常有效，他們卻有心繼續下去，同樣的道理，對外援助也是如此。國際組織及非政府組織的龐大與複雜也會不停要求並動員資源以確保現狀的維持。此外，對那些有迫切需要的國家切斷援助未免太過無情。
因此，反過來施為，用外援把權力圈之外的團體及領袖帶進決策過程，讓廣大人民得到權力，或許還比較有結果。
一九七○年代以來，巴西的興起既不是國際機構的經濟學家指導巴西決策者如何設計較佳政策或避免市場失靈所致，也不是因為外援的注入而達成，更不是現代化的結果，而是各種人民團體勇敢地建立了廣納性制度的成果。
廣納性政治制度的奠基石——政治多元化，需要社會普遍享有政治權力，從少數菁英階層包辦權力的榨取式制度走出一條路來，而這則需要一個賦權的過程。
在巴西，不同於十七世紀的英格蘭及十八世紀之交的法國，沒有一夕之間點燃政治制度轉變過程的劇烈革命，但在聖伯納多工廠中開始的賦權過程照樣影響深遠，部分原因是它所造成的根本政治變革是全國性的，舉例來說，將軍事統治轉變成為民主政治。更重要的是，由於巴西的賦權是來自草根層面，因此也就確保民主轉型會朝著廣納性政治制度的方向發展，這是導致一個致力提供公共服務、教育及公平競賽場域的政府誕生的關鍵因素。
2025/12/14 发表想法

不要只看民主的形式，更要注意民主的實質，是否有程序民主？是否有法律保障？人民是否深刻參與民主運動？

原文：一九五八年之後，委內瑞拉也轉型為民主，但此一轉變未經草根層面的賦權，因此也就沒有創造多元的政治權力分配。
一九五八年之後，委內瑞拉也轉型為民主，但此一轉變未經草根層面的賦權，因此也就沒有創造多元的政治權力分配。
2025/12/14 发表想法

民主需要深厚的積累

原文：到底可以做什麼去啟動，或者也許只要推動賦權的進行，因而使廣納性政治制度得以發展？當然，最誠實的答案就是根本沒有任何祕方。但很自然的，要使賦權過程比較容易上路，還是有某些顯而易見的因子，其中包括：某種程度的中央集權，唯其如此，社會運動挑戰現行制度時才不致立刻陷入無政府狀態；某些傳統的政治制度中已經具備了少量的政治多元化，譬如波札那傳統的政治制度，唯其如此，廣泛聯盟才能夠形成且持久；以及要有能夠協調民眾需求的民間社會機構（civil society institutions）出現，唯其如此，反對運動才不致輕易就被在位的菁英階層擊垮，也才不會變成另一群體控制現行榨取式制度的工具。但在這些要素中，有許多是歷史已經預定，要不然就是緩慢形成的。巴西的例子充分顯示，民間社會機構及相關的政黨組織的建立不是問題，但這個過程極為緩慢，而且在不同的情況下如何才會成功，其機制也不是很清楚。
到底可以做什麼去啟動，或者也許只要推動賦權的進行，因而使廣納性政治制度得以發展？當然，最誠實的答案就是根本沒有任何祕方。但很自然的，要使賦權過程比較容易上路，還是有某些顯而易見的因子，其中包括：某種程度的中央集權，唯其如此，社會運動挑戰現行制度時才不致立刻陷入無政府狀態；某些傳統的政治制度中已經具備了少量的政治多元化，譬如波札那傳統的政治制度，唯其如此，廣泛聯盟才能夠形成且持久；以及要有能夠協調民眾需求的民間社會機構（civil society institutions）出現，唯其如此，反對運動才不致輕易就被在位的菁英階層擊垮，也才不會變成另一群體控制現行榨取式制度的工具。但在這些要素中，有許多是歷史已經預定，要不然就是緩慢形成的。巴西的例子充分顯示，民間社會機構及相關的政黨組織的建立不是問題，但這個過程極為緩慢，而且在不同的情況下如何才會成功，其機制也不是很清楚。
2025/12/14 发表想法

監督、傳播、動員

原文：另外還有一個或一組因子，可以在賦權過程中扮演轉化的角色，那就是媒體。對於有權力的人在經濟及政治上是否濫用權勢，如果欠缺廣泛的資訊，社會賦權往往難以協調及持續。
另外還有一個或一組因子，可以在賦權過程中扮演轉化的角色，那就是媒體。對於有權力的人在經濟及政治上是否濫用權勢，如果欠缺廣泛的資訊，社會賦權往往難以協調及持續。
們認為，抓住媒體更勝於控制政治人物及法官。蒙特西諾斯的跟班貝羅將軍（General Bello）在一卷錄影帶中總結說：「如果不能控制電視，我們就什麼都做不了。」
當然，自由媒體與新的資訊科技充其量只能處於邊緣，為追求更廣納制度的人提供訊息並協調其需求與行動。這些方面的支援若想要產生有意義的改變，唯有賴社會廣泛部門的動員並組織起來影響政治發生變化，而且在這樣行動時，絕不是基於派系理由，也不是要控制榨取式制度，而是要把榨取式制度轉型成為更廣納的制度。這樣的一個過程是否能夠上路，並為更進一步的賦權及可長可久的改革敞開門戶，如我們在許多不同例子中所見，有賴於經濟及政治制度的歷史進展，許多雖然微小卻重要的差異，以及歷史非常偶然的行徑。